在一堂“因数与倍数”的课上,教师安排了找出36的因数的环节,并提供了学生展示答案的机会。4位学生走上讲台,写下了他们的答案:
(1)1、36,2、18,3、12,4、9,6;
(2)6、6,4、9,18、2,12、3,1、36;
(3)4、9,1、36,2、18,3、12,6、6;
(4)1、36,6、6,4、9,2、18,12、3。
在呈现学生的思维后,教师指出“6、6”的写法是重复,并强调寻找因数要注意“准、全、序”,然后,给出了标准顺序:1、2、3、4、6、9、12、18、36。练习环节要学生找20、30等的因数,教师就按照标准顺序呈现不同的因数。
【学生的答案与教师的板书】
在我看来,这位教师能有意识地把“找出36的因数”设计成大问题,并注意呈现学生不一样的思路,无疑已是教学的一大进步,强调找因数要“准、全、序”也是合适的。只是稍显遗憾的是,教师呈现“标准顺序”快了一些,过早地把学生的答案“收”到了标准答案上。
在公开课和日常教学中,呈现学生的思维后再聚焦教材或教师认为最优的算法、思路是最司空见惯的现象。这当然情有可原,因为课时目标就在前方,它牵引着教师的教学走向。而学生不一样的思维,以教学目标的尺子一对照,自然并非都值得一一探讨。何况,下课的铃声总是准时响起,哪有时间兼顾差异?
只是,过早地聚焦标准答案,得到的是教学的流畅和教学目标的“有效”达成,遗落的却是对学生个体差异的关注,对学生课堂即时状态的理解,本质上是关注了教学目标而忽视了“人”。台湾名师李玉贵说,好的课堂是上着上着,教师不见了。而我们的课堂上,常常是上着上着,学生不见了!或者说,是学生的丰富性、差异性、独特性不见了。这其中有班级授课制的机制性限制,也有我们教育理念上的遮蔽和教学技巧上的缺失。
其实,当学生的多元思维呈现之后,教师的教学才有了用武之地。教师要做得是引导学生以不同的思路为整体的思考对象,辨析其中的联系与区别,抽象出所有算法的合理或不合理之处。而此时,教材上或教师认为最优的算法不宜过早给出,如果它已经是学生思路的一种也不宜过早“加冕”,而是要“等量齐观”。
有一个问题组是值得一问的:这些算法都对吗?你都能看得懂吗?它们有什么联系和区别?(低段转换话语:一样吗)能否将这些算法分分类并取个名字?(备用)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个问题涉及的思维层次,在这样的问题组引导下,学生关注的就不仅仅是答案,而是不同答案背后的联系。而学生对答案背后联系的认知,自然有助于他理解教材上所谓“最优”的算法。
其实,学生自己生长出来的算法是他能够理解、有意义的算法,而教材上的算法常常是忽略了问题的情境、数据特点的“通性通法”,不存在绝对的“最优”。而这一点,常常被我们忽略。而当学生能根据数据、情境灵活选择算法时,此时的算法才是“最优”的,而这背后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品质:灵活。
回到开头的案例,学生的算法何尝没有注意“准、全、序”?只是学生的“全”还保留了更多思维的痕迹,比如“6、6”多半是根据“六六三十六”而来;只是学生的“序”可能只是把口诀想得全的序,而并非要按因数从小到大排列的序。如果教师建议学生只写一个6,但允许学生延续自己的思维会怎样呢?他可能会在后面的练习中发现“东一榔头西一锤”的思考有遗漏的风险,从而寻找更好的“序”,而这种序也可能并可以是由小到大、由大到小、由最接近的一对因数到1和数字本身等这样的“序”。标准答案不重要,学生体验到思考要从无序到有序才重要,而此时,教师“准、全、序”的教学预设不是更好地达成了吗?
让学生的思维多飞一会儿,会让教学以更加波澜壮阔的方式向前推进,会使学生获得更丰富的学习体验。而最关键的是,当学生的思维飞起来,课堂中也就有了“人”的回归和“教”的智慧。